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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家阿乙:一边学蒲松林搜集故事一边在书斋

  阿乙:我喜欢的人都挺可怕的。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,长得那么凶;卡夫卡是个病态的人物;加缪过于帅气和优雅,跟他接近没什么意思。他们就适合书面接触的距离。如果一旦和他共处一室,不是你手足无措就是他手足无措。

  还有一点,我现在买书不会自己去买,我一般会请教人,请教身边的朋友,同事的朋友。比如说我完全不懂哲学,我就不去买哲学书。但是会去问哲学硕士或者博士给我推荐,然后他们就会给我推荐哲学通史类的书。我可以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看看人类的哲学思维的发展,然后再逐渐地去了解卢梭、尼采、萨特……

  “我觉得藏书太多不是好事。”阿乙说。他有一种求知的迫切心情,但又敏觉时光易逝,于是“就像驴面对着两捆草”,在读书时发生“选择焦虑症”。

  阿乙:像蒲松龄那样,把它记下来就足够了。某人在某地讲,曾经在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,无论事情大小,奇异不奇异,我都把它记下来。

  阿乙:我去别人的书房,就想把别人的好书拿走。我实际上去过不少人的书房。摄影师的书房、先锋书店老板老钱的书房。我去那儿的目的都是想顺走两本书。作家里头,如果要去的话,我想看看余华的书房。如果让我看,我想看他90年代在北京租住房子的书房。他现在的书房我倒是不想看。因为他们那批作家正是在那个时候疯狂摄入,体力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。现在,人会变得奋斗精神差一些,逐渐出席一些活动,摄入(知识)的紧密度就要差一些。

  阿乙:我现在买书越来越少了,一个是我和一些出版社的关系不错,我会得到一些试读本。此外,主要是考虑到刚才说的,没有读完的书太多了,所以现在买书比较控制。这本书你必须读吗?这样问自己一个问题,如果很必须的话就买。

  我老家有间书房,我跟我哥哥一起建的,我们兄弟几个的书都放那。我就把这些(清出的)书寄到那去。还有一批书我寄给了当地作协,对老家的写作者有所帮助。有一些别的在外的作家也会寄一些书给他们。他们还会盖一个“阿乙赠”的章,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。

  我只是喜欢人们讲的时候和听的时候那种津津有味的姿态。如果一个故事你看到它发生,意思倒不是特别大。但是如果由一个人转述,效果会很明显。有时候叙事的魅力就在一种讲述的过程中,因为讲述者放进去了自己的体验。

  南都:我看到你这里有许多旧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,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《世界文学》的?

  阿乙:是,你这个字用的比较,得体。因为你知道它去了一个读书人那里还是比较欣慰。

  阿乙:书房里的书,加上我运回家的书,应该有几千册。这里面文学的估计占了60%到70%,外国文学又占了60%里的80%,我的主要阅读方向就是外国文学。

  在书房的一面墙上,挂着北岛写的楷书条幅“时间的玫瑰“。如果没有记错,北岛是阿乙文学上的伯乐和引路人。四个短篇在2010年《今天》春季号上首发,彼时初试啼声的写作者阿乙感觉自己”在完全孤独的状态里和什么挂上了钩”。和诗人的友谊像一只锚,让他在时代的风暴中不被潮流裹挟、保持内心静定。他谈到北岛带有深深的敬佩:“他在诗歌里呈现的道德观和价值意义,对人的尊严那种召唤和呼吁,一直走在前面,一点都不过时。”

  我一般都用突兀的方式。因为人都是很善良的,我就说,师傅,我是一个写作者,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讲给我听,我就是这么开场白的。然后,有故事的人,他会很快讲给你听,没有故事的人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当然有些人会很谨慎。

  “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。人生有涯,生命终有竟时,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。”哈罗德·布鲁姆在《西方正典》中叹息道。从《圣经》作者到但丁、莎士比亚及至托尔斯泰,每一位作者都值得用一生去研读。因此,阅读劣书是一种轻率和不道德。阿乙秉持同样的读书观,他只阅读经历时间淘洗的书籍。·

  阿乙:我觉得理想的书房就是我这个书房。理想到什么程度好呢?就是书都还要清走,还要清到我老家图书室去。只要把我面前这个书架填得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个书架不大,我甚至觉得藏个几百本就行了,这样它不会对你构成压力。我甚至觉得只要有这么一边就行了,保持它的流通性,大概每年面对几十本书,你的压力不会太大。我现在每天看到这么多书,感到焦躁。人生太短了,每天就像驴一样的,面对两捆草,你不知道读哪一本好。

 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,因为我的藏得还不太全,其中一些是别人寄给我的,互通有无。一个是广西作家田耳,还有一个是杨葵,他们都把他们多余的寄给我了。

  阿乙:我以前就是整天在这里头,现在整天不在这里头。现在经常到外面咖啡馆,有时候拿着电脑到咖啡馆去,因为待在这儿会觉得好像有点坐不住了,反而喜欢到咖啡馆去感受一下人气。反正我戴着耳机写作,不会受打扰。以前之所以呆在这是要写长篇,那个时候恨不得饭都不吃,天天呆在这都行。

  我最近读书又犯了焦虑病,读到一半的时候要换书,觉得好像这么读下去不行,要看另外一本。因为书房的书太多了。所以我觉得藏书太多不是好事。

  阿乙:我每四五个月就会重整一次书架,按自己的兴趣来整。最近一次的逻辑是把自己出版的书很自恋地整在一个格子里头,把译林的世界名著整在一个格子里头,然后把我特别喜欢的像普鲁斯特、福克纳、莎士比亚分别就收在一个格里,这样我取阅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因为我比较喜欢存在主义文学,所以把存在主义也放在一起,这样我阅读起来就更专注一些。好处就是以前阅读比较杂乱,现在比较有序。

  焦虑太多,就输送出去。一些书寄回老家,留在老宅或赠送当地作协,另一些不吝售卖。阿乙在“多抓鱼”买自己的书,价格便宜,消过毒,可以用来送朋友。

  阿乙:因为《世界文学》基本上质量很高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,像萨特、马尔克斯、略萨、昆德拉、博尔赫斯、加缪……都是通过《世界文学》推介到国内。还有一本《外国文艺》,这两本杂志把重要的当代外国作家推到中国来,是中国作家的一个老师。我应该也是最早听别人推荐, 2004年我一来北京,就去潘家园旧书市场,看到它就买。它在市场的交易非常活跃,有很多人收藏,有很多人卖,也有很人买,流动很快。这些都是我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上慢慢买回来的。

  南都:一些家里有很多书的人,最后都会把书卖给多抓鱼,因为书真的很难处理,你不可能把书扔掉,但是,家里毕竟也空间有限。

  阿乙:街道上的人,什么人都有,中国人外国人、锻炼的人、出租车司机、熟人。

  阿乙:清走的书,我并不是认为它不好,而是不在我的阅读框架之内,或者就是暂时不在我的框架之内。我现在读一些名著,重读一些我认为是经典的作家,比如莎士比亚、普鲁斯特、乔伊斯、卡夫卡,存在主义的作家,还有福克纳。当然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写得非常好,但是我觉得暂时没有精力去读,大概会到50岁以后读它们。

  他家书房面积不大,书架顶上还摞着书,一直砌到天花板。两三个书架保持着新鲜流通的状态,为方便取阅,阿乙定期清出一部分图书,架上只保留近期感兴趣和系统阅读的书籍。他是经典作品的“者”,莎士比亚、普鲁斯特、乔伊斯、卡夫卡、福克纳、萨特、加缪……这些作家长久盘踞书架,显示了主人的文学趣味。

  阿乙:我目前在采访整理一些故事。我已经采了几百个故事,我每天都想把它给整理完。

  或者我就去看那些大学者的书房,我去看他的人生台阶是怎么爬上去的。我需要找到一条往上攀登的路径。所以我一直读书。我现在在读一些哲学和社科的书,就是想找到这样一条路径,在人类智慧的山路上往上走。我写小说也是这样,我尽量往上走一点点,而不是往更大众的层面走。

  小说家阿乙的思路很奇怪,一边像蒲松林一样搜集故事,一边关起门来阅读存在主义。

  我有时候也会见到一些我的读者,每一个读者的真实面孔浮现出来的时候,和我想象的读者完全不一样。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裂缝或鸿沟呢?很可能你所想的是一个正在阅读你的书的读者的状态,而他是两手空空来到你面前,是一个实体化的存在。和你想象的不太吻合。

  阿乙:我主要是上去买自己的书。因为多抓鱼上面把我的书卖得比较便宜。我其实挺欣赏这个思路的。我从多抓鱼把书买下来以后,可以再送给别人,反正它把书也消毒了。我那天遇到一位学者,他也挺支持多抓鱼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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